解决问题的时机(1)
谈到父母的爱对子女的自律，以及对推迟满足感的影响，我们不妨看看不能推迟满足感，对于成年生活有怎样的影响。虽然多数成年人都具备推迟满足感的能力，他们可以顺利读完高中和大学，继而投身社会生活，没有锒铛入狱的不幸，但是，他们的发展仍是不完善的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样也不完善。说来可笑，我到了37岁，才学会修理日常物品和器具，此前不管是修水管、修电灯，还是根据复杂的说明书组装玩具或者家具，我都是一窍不通，偶尔为之，也总以混乱、失败和沮丧收场。尽管我从医学院光荣毕业，然后安家立业，并在心理治疗和行政管理上小有成就，可处理起机械来却笨手笨脚，活像个愚蠢的傻瓜。我自卑地相信缺乏某种基因，天生就不是解决机械问题的材料。37岁快要结束的那年春天，我星期天在户外散步，看见邻居正在修理除草机。我同他打过招呼，羡慕地说：“哦，你真是能干啊！我从来就不会修理这种玩意儿，还有其他别的东西。”他马上回答：“那是你没有花时间去尝试罢了。”我继续散步，内心越来越不平静，他这句简单而意味深长的话，给了我很大的震撼。我扪心自问：“他说的可能是对的。伙计，也许你真的没那么差劲儿，是吗？”我铭记他的话，并提醒自己：以后有机会，一定要花时间检验一下。不久我就有机会亲自验证这个疑问。一位女病人的汽车刹车出了问题：被什么东西卡住而无法活动。病人告诉我：汽车仪表板下面有个刹车开关，不过她不知道开关的确切位置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形状。我自告奋勇地帮她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躺在方向盘下面的地板上，尽量提醒自己放松。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气，然后耐心地观察了好几分钟。我看不懂眼前那成堆的电线啊、管子啊、杆子啊，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集中注意力，追踪与刹车有关的机件，弄懂了刹车的运作过程。我最终找到了症结———那个使刹车无法移动的小开关。我又做了细致研究，发现把手指向上一扳，刹车就可以被释放出来。于是我就那样做了：真是想不到，只要指尖给出一盎司的压力，问题就彻底解决了。我异常振奋：嘿，我真是一流的机械师啊！我的专业与机械无关。我既没有机械专业知识，也不愿解决机械问题，我把时间用在非机械领域上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我宁愿求助于修理工。我现在知道，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，而不是基因有什么缺陷。我相信除非存在智力障碍，不然只要花时间学习，就没什么问题解决不了。许多人都没付出时间和精力，去解决知识、社交、心理方面的问题———就像我对待机械问题的态度一样。在得到机械修理启蒙之前，假如我那天缺乏耐心，就会把脑袋伸到病人汽车仪表板下，胡乱扯几根线头，见没有效果，我便会耸耸肩、摊摊手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我想我没办法帮上你了。”许多人处理问题，不也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吗？前面提到的财务师，其实是一位充满爱心、相当努力的母亲，却怎么也管不好两个孩子。孩子的情绪出现异常，或者家庭教育出现问题，她很快就会觉察到。她通常只会根据大脑的即兴反应，随意动用家长权威，譬如强迫孩子多吃早点，提前就寝等等。尽管这么做收效甚微，但她却极少考虑类似方式是否能解决问题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最终她只好向我求助，懊恼地对我说：“我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这位女士头脑聪明，只要在工作上不再推诿塞责，就会显示出极强的能力，但在解决家庭矛盾上，她立刻就成了智力低下的人。问题的关键出在她对时间的利用上。家庭问题让她头昏脑胀，她只想尽快脱身，尽快缩短自己与问题接触的时间，而不愿花时间来应对这种不舒服的感觉，不愿冷静地分析问题。虽然解决问题能给她带来满足感，而她根本不想去推迟这种满足感，哪怕是一两分钟也不行，最终她没有从问题中积累起任何有效的经验，家庭便因此长期陷入了混乱。

解决问题的时机(2)
我们谈论的上述人士，并非有明显的心理障碍，面对问题时，也不会出现奇特的“智力缺陷”，他们的问题仅仅在于缺少自律。那个财务分析师的情况，足以代表所有的人。我们有谁能够拍着胸脯说：他们总是把足够多的时间用在分析孩子的问题和解决家庭危机上面？又有谁真正学会了自律和自我管理，从而不会消极面对一切问题，不会心灰意冷地摊开双手说：“这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”？和那些缺乏耐心、想让问题马上解决的态度相比，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更低级，也更有破坏性，那就是希望问题自行消失。人人都有这样的倾向：问题一旦出现，就要立刻解决，不然他们就会思绪烦乱、寝食不安，这样的心态显然不切实际，但一厢情愿地等待问题自行消失，这种心态更为可怕，通常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。有一个30岁的单身销售员，他在某小城市接受团体治疗期间，与另一个团体治疗成员的妻子偷偷约会。另一个治疗成员是个银行家，最近刚刚和妻子分居。销售员知道，银行家长期处于愤怒和郁闷状态，因为他痛恨妻子离开自己。销售员知道，他对那个银行家和其他团体治疗成员并不诚实，因为他没有透露他和银行家妻子的交往，这违背了团体治疗的基本原则。他也知道，那个银行家迟早会知道妻子同自己的关系。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办法，就是把这种关系在治疗团体里公开，并且取得大家的支持，迎接银行家的怒火和攻讦。不过销售员却什么都没有说。过了三个月，银行家发现了他们的关系，正如预料的那样，银行家大为恼火，他以这件事为缘由，很快中止了治疗。销售员伤害性的举动，终于遭到团体成员的质疑和指责，而他却辩解说：“我以前觉得说出这件事，可能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，假如我什么都不说，一切都会过去，也不会发生唇枪舌战。我以为等待足够长的时间，问题可能就会消失。”———问题没有消失，它们仍继续存在，它们是妨碍心灵成长的永远的障碍。团体治疗专家提醒销售员：为避免解决问题而忽略问题的存在，并指望问题自行消失，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大问题。可是四个月以后，就在那年的初秋，销售员又做出了一次匪夷所思的举动：他突然中止了销售工作，开办了一个家具修理公司（这样，他就不必经常出差了）。治疗专家发现他是孤注一掷，就对他的举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，因为冬天（淡季）即将来到，他很可能生意惨淡。那个销售员却认为，公司可以接到很多订单，使他很快渡过难关。二月份，他对大家宣布：他不得不放弃治疗了，因为他已无法支付治疗费用。他一贫如洗，只好另寻职业。在过去五个月里，他一共才修理了七件家具。当他被问到既然前景不妙，为什么没有及早去找一份工作，他回答说：“六个星期以前，我本以为可以很快赚到钱，却没有想到弄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但当时看上去，我的处境并没有那样急迫啊！可是，我的上帝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，我根本没有料到！”显然，他忽视了自己的问题，他终于明白：只有解决“忽视问题”这一问题，他才能继续解决其他问题，才能走向下一步———世界上所有的心理治疗，本质上莫不如此。忽视问题的存在，反映出人们不愿推迟满足感的心理。我说过：直面问题会使人感觉痛苦。问题通常不可能自行消失，若不解决，就会永远存在，阻碍心智的成熟。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：问题降临，必将带来程度不同的痛苦体验。尽可能早地面对它们，意味着推迟满足感，放弃暂时的安逸和程度较轻的痛苦，体验程度较大的痛苦，如此才会得到回报。现在承受痛苦，将来就可得到更大的满足感；而不谋求解决问题，将来的痛苦会更大，延续的时间也更长。表面看起来，前面那个销售员漠视问题，完全是由于心智不够成熟所致，实际上，如同财务分析师一样，那个销售员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情况。曾经有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告诉我：“军队最大的问题在任何组织和机构中都同样存在，那就是绝大多数指挥官，只会呆呆坐在办公室里，眼睛盯着大堆问题，迟迟无法做出决定，更谈不上实际行动了，似乎盯上几天几夜，问题就会自行消失一样。”这位将军所指的指挥官，不是某些缺乏意志力的普通人，不是心理脆弱或性格异常的人，而是高级军官，他们资历深厚，接受过严格训练。

解决问题的时机(3)
父母同样是指挥官，其使命和管理企业一样复杂。正像军队指挥官那样，大多数父母面对孩子的问题束手无策，连续数月乃至数年都无任何举措，只可一味拖延。有的家长连续五年没有进展，不得不向儿童心理学家求教。她沮丧地说：“我原本以为孩子长大些，就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不懂事，可局面一点儿变化也没有。”父母做出某些决定的确很难，随着孩子年龄增长，个别问题可能消失，但终归是极少数。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适当给予指导和帮助，多了解他们的问题，必然是有益的事情，问题拖得越久，就越是难以应付，甚至积重难返，解决起来自然更加艰难了。

承担责任(1)
不能及时解决人生的难题，它们就会像山一样横亘在我们眼前。很多人显然忽略了其中的道理。我们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，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。避之惟恐不及，认为“这不是我的问题”，显然一点好处也没有；指望别人解决，也不是聪明的做法。惟一的办法———我们应该勇敢地说：“这是我的问题，还是由我来解决！”相当多的人只想逃避，他们宁愿这样自我安慰：“出现这个问题，不是我而是别人的原因，是别人拖累了我，是我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造成的，应该由别人或者社会替我解决。这绝不是我个人的问题。”趋利避害，逃避责任，这种心理趋向令人遗憾，有时甚至达到可笑的程度。我过去曾随美国军队驻扎在冲绳岛，当时有个美军军官酗酒成瘾，问题严重，只好找我做心理咨询，看看是否有可能解决。他否认自己饮酒成性，还认为酗酒不是他的个人问题。他说：“在冲绳岛，我们晚间无事可做，生活实在是无聊，除了喝酒，还能做什么呢？”我问他：“你喜欢读书吗？”“是啊，当然啊，我喜欢读书。”他说。“既然如此，你晚上以读书代替喝酒，不是更好吗？”“营房里太吵闹，我可没心思读书。”“那么去图书馆看书怎么样呢？”“图书馆距离太远了。”“难道图书馆比酒吧还要远吗？”“唉，说实话吧，其实我也不怎么爱读书。我的兴趣不在读书上，我原本就不是个爱读书的人。”我换了话题，继续问道：“你喜欢钓鱼吗？”“当然啊，我太喜欢钓鱼了。”“那么，你为什么不以钓鱼来代替喝酒呢？”“我白天得工作啊。”“难道晚上就不能钓鱼了吗？”“当然不能啊，冲绳岛晚上没什么地方可以钓鱼。”“好像不是吧，据我所知，这里有好几家夜间钓鱼俱乐部，我介绍你到那里去垂钓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”“嗯……怎么说呢，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钓鱼。”“听你的意思，”我指出他的问题，“在冲绳岛这里，除了喝酒以外，其实还是有其他事情可做的，但是确切地说，惟有喝酒，才是你最喜欢的事。”“我想你说的没错。”“可是，你总是饮酒过量，以至于违犯军纪，给你带来了不小的麻烦，对不对？”“有什么办法呢？驻扎在这个该死的小岛，人人整天只有靠喝酒打发时间，这难道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？”我同他交谈了很久，但这位军官总是固执己见，不愿承认酗酒是他的个人问题。他也不肯接受我的建议：只要凭借毅力和决心，再加上别人的帮助，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。我只好无奈地通知他的上司：他根本不肯接受帮助，他的固执让我无能为力。就这样，那个军官继续酗酒，最终被开除军职。在冲绳岛，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妻子，她用剃须刀片割开了手腕，被送到抢救室急救。后来，我在病房里见到她，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。“我当然是想自杀了。”“你为什么想自杀呢？”“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和乏味，我一刻也忍受不了。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，要是还得呆在这里，我还是会自杀的。”“住在冲绳岛，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？”她抽泣着说：“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，我一直都很孤独。”“这确实很糟糕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？”“因为我住在冲绳岛该死的居民区，那里没人说英语。”“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，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，在那里结交朋友呢？”“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着车上班。”“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，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？”我问道。

承担责任(2)
“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，不是自动挡，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。”“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？”她盯住我，说：“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？你一定是疯了。”

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(1)
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，不是有神经官能症，就是患有人格失调。它们都是责任感出现问题所致，其表现症状却恰恰相反：神经官能症患者为自己强加责任，患有人格失调的人却不愿承担责任。与外界发生冲突和矛盾，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错在自己，人格失调症患者却把错误归咎于旁人。前面那位酗酒的军官，认为责任在冲绳岛，不在他自己；而那个军人妻子觉得，面对孤独她无能为力。我在冲绳岛工作期间，还接待过一位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女士，过度的寂寞让她难以忍受。她说：“我每天都会驾车到军属俱乐部，希望结识到新朋友，可那个地方总是让我心烦意乱，我感觉其他军人妻子都不愿和我在一起，我想我一定有什么问题，我的性格可能太内向了。我无法理解，我为什么不受欢迎呢？”这位女士曾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，认为寂寞完全是自己性格怪异、咎由自取的结果。治疗发现，问题在于她的智商高于常人，进取心也比一般人强烈。她和其他军官妻子以及丈夫格格不入，是因为和他们相比，她的智商更高，进取心更强。她终于意识到感觉孤寂，不是自身有多么大的缺点。就这样，她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：不久后她和丈夫离了婚，回到大学校园，一边读书，一边抚养孩子。她如今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，嫁给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。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把“我本来可以”、“我或许应该”、“我不应该”挂在嘴边。不管做任何事，他们都觉得能力不及他人，他们缺少勇气和个性。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强调“我不能”、“我不可能”、“我做不到”，他们缺少自主判断及承担责任的能力。治疗神经官能症，比治疗人格失调症容易得多，因为前者坚持问题应由自己负责，而非别人和社会所致。治愈人格失调症患者则较为困难，他们顽固地认为问题和自己无关，他人和外界才是罪魁祸首。不少人兼有神经官能症和人格失调症，统称为“人格神经官能症”。在某些问题上，他们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，内心充满内疚感；而在别的问题上，他们却一推了之。治疗人格神经官能症，不见得如想象的那样困难，首先治愈其神经官能症，就能让患者对治疗树立信心，进而接受医生的建议，纠正不愿承担责任的心理，消除人格失调的根源。几乎人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神经官能症或人格失调症，因此，只要及时求诊，对于心理健康大有好处。人生一世，正确评估自己的角色，判定该为何人、何事负责，既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无法逃避的问题。评估责任归属，必然让我们感觉痛苦，从而产生回避倾向。从内心出发，做出权衡，当事人须自我反省，其中的痛苦和折磨，令不少人望而却步。好逸恶劳显然是人类的天性。某种意义上，所有的孩子都患有人格失调，都会本能地逃避责罚。兄弟姐妹打架，大人追究起来，他们会忙不迭地推卸责任。不少孩子也都患有某种神经官能症。他们理解力有限，就会把承受的苦楚看成是罪有应得。缺少关心的孩子自惭形秽，认为自己不够可爱，缺点大于优点，他们从来不会想到，这是根源于父母缺乏爱和照顾。他们无法得到异性的青睐，或在运动方面差强人意，也都一概怀疑自己有严重的能力缺陷。他们难以意识到，即便发育迟缓、智力平平，他们仍是正常的人。人人都需要多年经验，让心智不断成熟，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，客观评定自己和他人应该承担的责任。随着子女的成长，父母随时可以提供帮助。但如果父母却逃避责任，甚至提醒孩子：问题是他们咎由自取，而不是做父母的责任。那就难以满足孩子的需要。当然，把握教育的时机也不容易，这是长久而艰辛的工作，父母需要保持敏感，了解孩子的需要，投入时间和精力，哪怕是承受痛苦，父母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爱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。除了缺乏敏感或者忽视教育，许多父母还有别的缺点。程度轻微的神经官能症患者，倒是能履行家长职责，除非他们工作压力过大，以致无力履行为人父母的本分；人格失调者则多是不称职的父母，本人却不知不觉。心理学界有一种公认的说法：“神经官能症患者让自己活得痛苦，人格失调者却让别人活得痛苦。”也就是说，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责任揽给自己，弄得疲惫不堪；人格失调症患者却嫁祸别人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子女。他们不履行父母的责任，不给孩子需要的爱和关心。孩子的德行或学业出现问题，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检讨，而是归咎于教育制度，要么就抱怨和指责别的孩子，认为是他们“带坏”了自己的孩子。嫁祸于人显然是有意逃避责任。父母常常指责孩子：“你们这些孩子，都快把我逼疯了！”“要不是你们这些捣蛋鬼，我才不会跟你们的爸爸（妈妈）结婚！”“你们的妈妈神经衰弱，都是你们造成的！”“要不是为了抚养和照顾你们，我原本可以顺利读完大学，干一番真正的大事业。”他们为孩子日后逃避责任提供了榜样，还给孩子这样的信息：“我的婚姻很不幸、我的心理不健康、我的人生潦倒不堪，完全是你们的责任。”孩子无法理解这种指责多么不合理，就将责任归咎于自己，由此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。因此，父母有人格失调症状，孩子自身也会出现人格失调症或神经官能症，长辈的问题影响下一代成长，这种情形司空见惯，遗患无穷。

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(2)
患有人格失调的父母，为孩子树立的是反面的榜样。他们的病情，也会影响到婚姻、交友和事业。他们不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，导致人生问题重重。前面说过，面对问题要挺身而出，不然它们会永远存在，人格失调症患者完全背离这种做法，不由自主地把责任推给配偶、孩子、朋友、父母、上司，或者推给其他抽象事物———带来“坏的影响”的组织机构，比如学校、政府、种族歧视、性别歧视、社会制度、时代潮流等等，但问题却始终存在。他们推卸责任时，可能感觉舒服和痛快，但心智却无法成熟，常常成为集体、社会的负担。人格失调症患者把痛苦转移到集体和社会身上，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埃尔德里奇·克里佛（美国黑人作家）一句流行的话：“你不能解决问题，你就会成为问题。”其实，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。

逃避自由(1)
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，逃避责任的程度常常相当严重。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，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，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。我在30岁时，幸运地得到了麦克·贝吉里的指点，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。当时，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，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。和其他医生一样，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。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（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），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，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。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，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，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：我看着其他医生每天下午四点半，就会陆续下班回家，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八九点钟，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，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，疲劳感与日俱增。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，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。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，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，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。我暗自揣测：“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，对吗？还有，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？”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，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，一次也没有打断我。我说完后，他沉默了一下，同情地对我说：“哦，我看得出来，你遇到麻烦了。”他的关心和体谅，让我很是感激。我的心情放松下来，笑着说：“谢谢您。那么，您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斯科特，你现在有麻烦了。”这是什么回答啊，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，完全不是我期待的，我多少感到不悦。“是的，”我再次问道：“您说得没错，我知道我是有麻烦了，所以才来找您的。您认为我该怎么办呢？”他说：“斯科特，你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。我刚才听了你的想法，我理解你的状况，你现在的确有麻烦了。”我激动地说：“好啦，好啦，真是活见鬼啊，我知道我有麻烦了，我来这里之前就知道了。可问题在于，我究竟该怎么办呢？”“斯科特，”他回答说，“好好听我说，我只和你再讲一遍，你要认真听好：我同意你的话。你现在确实有了麻烦！说得再清楚些，你的麻烦和时间有关。是你的时间，不是我的时间，所以不是我的事。你，斯科特·派克，你在处理时间表上出了问题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些。”真是不成体统，我气得要命，猛然转过身，大步走出贝吉里的办公室。我的怒火久未平息，对贝吉里恨得要命，足足持续了三个月。我坚信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失调症，不然怎么可能对我的问题漠然置之呢？我态度谦虚地请他帮助，可这个该死的家伙，不肯承担起他的责任，哪里还有资格做门诊部主任！作为门诊部主任，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，到底还能做什么呢？三个月过后，我意识到贝吉里主任没有错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是我，而不是他。我的时间是我的责任，如何安排时间，应由我自行负责，而且只有我本人才有权处理优先次序。我比其他同事花更多时间治疗病人，那也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。看到同事们每天比我早两三个钟头回家，当然令我感到难受。妻子抱怨我越来越不顾家，同样令我感到难过和愤懑，但这不正是我自行选择的结果吗？我的负担沉重，并非是职业的残酷性使然，不是命运造成的结果，也不是上司残忍的逼迫，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方式。出现问题，是我没有及时改变工作方式。想通了这一切，我的状况就有了改变。对于比我更早下班的同事，我不再有任何妒忌、抱怨和憎恨。他们采取和我不同的工作方式，我就心怀不满，这实在毫无道理，因为我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安排时间。憎恨他们自由自在，其实是憎恨我自己的选择，可是，这种选择却让我引以为荣，甚至一度沾沾自喜呢！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，难处在于它会带来痛苦，而我们却又想极力规避这种痛苦。我请求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时间，其实是逃避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，但这是我选择治病救人的必然后果。我向贝吉里主任求助，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权力。我是在请求对方：“为我负责吧，你可是我的上司！”我们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或组织，就意味着我们甘愿处于附属地位，把自由和权力拱手交给命运、社会、政府、独裁者、上司。埃里克·弗洛姆将其所著的讨论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专论命名为《逃避自由》，可谓恰如其分。为远离责任带来的痛苦，数不清的人甘愿放弃权力，实则是在逃避自由。

逃避自由(2)
我有一个熟人，他头脑聪明，却郁郁寡欢。他经常抱怨社会上压迫性的力量：种族歧视、性别歧视，缺乏人性的企业军事化管理。他对乡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长发，更是感到不满和怨恨。我一再提醒他：他是成年人，应当自己做主。幼小的孩子依赖父母，当然情有可原，父母独断专行，孩子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对于头脑清醒的成年人而言，他们则可不受限制，做出适合的选择。诚然，选择也不意味着没有痛苦，自由不意味着与痛苦绝缘，不妨“两害相权取其轻”。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压迫性的力量，可是我们有足够的自由与之对抗。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长发的乡下，却又坚持要留长发，实际上，他可以搬到城市（那里对于留长发应该更加宽容）或索性剪掉长发；他甚至可以为捍卫留长发的权利，参加警长职位的竞选。奇怪的是，他却没意识到他拥有上述选择的自由。他哀叹缺少政治影响力，却从未承认个人的选择力。他口口声声说他热爱自由，与其说压迫性的力量让他受到伤害，不如说是他主动放弃自由和权力。我希望将来有一天，他不再因人生充满选择而牢骚不断，不再终日与烦恼、忧愁、愤怒和沮丧为伴。希尔德·布鲁茨博士在她的《心理学研究》前言部分，这样解释一般病人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：“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———感觉自己不能够‘对付’或者改变现状，因此产生恐惧、无助感和自我怀疑。”大多数病人力不从心的根源，在于他们总想逃避自由，不能够为他们的问题、他们的生活承担责任。他们感到乏力，在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力量。如果得到治疗，他们就会知道，作为成年人，整个一生都充满选择和决定的机会。他们接受这一事实，就会变成自由的人；无法接受这种事实，永远都会感到自己是个牺牲品。

尊重事实
尊重事实，是自律的第三种原则。尊重事实，意味着如实看待现实，杜绝虚假，因为虚假与事实完全对立。我们越是了解事实，处理问题就越是得心应手；对现实了解得越少，思维就越是混乱。虚假、错觉和幻觉，只能让我们不知所措。我们对现实的观念就像是一张地图，凭借这张地图，我们同人生的地形、地貌不断协调和谈判。地图准确无误，我们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，知道要到什么地方，怎样到达那里；地图漏洞百出，我们就会迷失方向。道理很明显，但多数人仍然漠视事实。通向事实的道路并不平坦，我们出生时，并不是带着地图来到世界的。为在人生旅途上顺利行进，我们需要绘制地图，为此显然要付出努力。我们的努力越大，对事实的认识越清楚，地图的准确性就越高。相当多的人却对认识事实缺乏兴趣。有的人过了青春期，就放弃了绘制地图。他们原有的地图窄小、模糊、粗略，对世界的认识狭隘而偏激。大多数人过了中年，就自认为地图完美无缺，世界观没有任何瑕疵，甚至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，对于新的信息和资讯，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趣，似已疲惫不堪。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继续努力，他们不停地探索、扩大和更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，直到生命终结。绘制人生地图的艰难，不在于我们需要从头开始，而是惟有不断修订，才能使地图内容翔实和准确。世界不断变化，冰山来了，冰山继而消退；文化出现，文化随即消失；技术有限，技术又似乎无限……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，也处于更新和调整中。我们从弱小的、依赖性很强的孩子，一点点地成长为强有力的、被他人依赖的成年人；我们生病或衰老时，力量再次消失，我们又变得虚弱而且更有依赖性。成家立业、生儿育女，都会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改变。孩子从婴儿长到青春期，我们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。我们贫穷时，世界是一种样子；我们富有了，世界又是另外的样子。身边每天都有新的资讯，要吸收它们，地图的修订就要不断进行。足够多的崭新资讯累积成山，我们甚至不得不对地图做大规模修订，这使修订工作越发艰难，有时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痛苦，这也成为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。人生苦短，我们只想一帆风顺。我们由儿童成长为青年人、中年人乃至老年人，付出不懈的努力，才成就了人生观、世界观的地图，似乎各方面都完美无缺。一旦新的资讯与过去的观念发生冲突，需要对地图大幅度修正，我们就会感到恐惧，宁可对新的资讯视而不见。我们的态度也变得相当奇特———不只是被动抗拒新的资讯，甚至指责新的资讯混淆是非，说它们是异端邪说，是来自邪恶势力。我们想控制周围的一切，使之完全符合我们的地图。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（远比修订地图本身多得多），去捍卫过时而陈腐的观念，却不去考虑如何更新旧的地图，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！